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方汉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期里，我国新闻学研究只限于学苏联，学列宁、斯大林和革命导师的办报思想。代圣贤立言，为圣经作传，不越雷池一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还出现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发生的对一些正确的新闻学观点的有组织的粗暴的批判。连“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记者是社会活动家”这些提法，都被认为是错误的，革命报刊和历史上的优秀的进步的报刊之间的传承关系，也被澈底否定。“报纸”居然被确认为“专政机关”、“暴力机关”。只承认“五性一统”，甚至扬言要“把真实性扔到垃圾堆里去”。在那种政治氛围和语境下，新闻学的研究步履维艰。

新闻学学科建设的重新起步和真正发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的这三十年。总结这三十年的经验，我想，首先是由于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三十年来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新闻事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很多方面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新闻学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这有一个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闻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在拨乱反正，把文革期间对前17年新闻学研究的彻底否定扭转过来，并为新时期新闻学的研究作好先期的准备和必要的舆论上的铺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开始奠基的时期。这一时期，国门已经打开，新一轮新闻学的“西学东渐”已经开始。文革前的一代年龄渐长的新闻学者们还有馀勇可贾，改革开放以后新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成为骨干力量。这一时期的早一些时侯，“新闻无学”的观念，还有一定市场，“传播”和“地球村”的提法，都还有人反对，但已难成气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随着中国的入世和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闻学也逐渐扩大其外沿，与新兴的传播学共同发展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以沛然莫御之势，侧身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新闻学已经由“无学”变为“显学”。前一时期的青年才俊渐入中年，思想术业日趋成功，日趋成熟，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和这一时期有在西方国家游学和访学经历的海归学者们、年轻的博士毕业生们结合起来，形成杰出的学术团队，成为这一时期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新闻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已明显提高。

三十年来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发展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仅为新闻事业、新闻教学研究的第一线培养和输送了人才，也开始构建了我们自己的社科体系，为中国新闻学、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我们的新闻教育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有过于浮躁的一面。表现为新的教学点的数量增长过速；老的教学点的学生扩招过多；博士点、硕士点上得太猛；软硬件特别是软件的配套跟不上；对口的合格的师资力量不足；人才“产品”不能满足媒体的需要，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就业出现困难，等等。

同其它蕴积较深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老学科说来，新闻学的底蕴还不够深厚。虽然已经是“显学”了，但毕竟还是“新学”，在众多的老学科当中，新闻学还属于“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苦练内功，还需要恶补知识上的缺口，还需要向边缘学科学习，不断增加厚度。

我是20世纪40年代考进大学新闻系的。从1946年到2008年，除了有三年的时间不在学校之外，有将近60年的时间都生活和工作在新闻教育的圈子里，先是当学生，然后当教师，经历了建国以来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几乎全过程。抚今追昔，不免有一些感慨。既对这门学科一度的坎坷和蹉跎感到惋惜，也为这门学科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和她的枝繁叶茂的愿景感到欢欣鼓舞。我对新闻传播学科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信心。

发挥余热建设新闻学

甘惜分

我离休已十年了。这十年来，我是离而不休，一直在思考新闻学的发展问题。

我觉得新闻学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像新闻工作的根本规律这个问题，在我1954年从新华社调到北京大学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思考，但是屡次的政治运动把我的想法打消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能够独立思考了，我才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来考虑新闻工作的根本规律问题。

新闻工作规律问题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过去研究了几十年，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定型的思想，我希望老年、中年和年轻的学者都参与进来。一个学科没有找出根本规律来，那就说明这个科学没有建立好。虽然我写了些东西都和这个问题有关系，但是我还不能说我已经寻找到了新闻学的根本规律。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在座的老年同志、中年同志和青年同志。

新闻工作规律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新闻工作和党的关系、和群众的关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和经济的关系，等等。我是希望从新闻学的几种关系入手，来建构一个准确的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了，新闻学在不断地延伸，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都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历史了，作为小兄弟的新闻学要赶上这些老的学科，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我虽然离休十年，但和学生关系还很密切。经常有一些老师、学生和老朋友来找我，我很欢迎。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来找我商量问题，向我提建议，我是非常欢迎的。一门科学的建立，没有众多的智慧是很麻烦的。我希望与你们共同商量、共同切磋，把新闻学科学的框架建立起来。

我从事新闻教育已经60多年了。离休之后，我觉得比过去还忙，我没有什么礼拜日，也没有什么寒假暑假，当然都在看书和做研究，我想说一句话：将军战死前线，学者倒毙书斋。我愿意这么死去。如果我坐着写东西，然后倒下了，这样的方式我认为是很光荣的。

谈谈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并重”

丁淦林

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最初的起步阶段，可以说成就斐然；三、四十年代，在战争的磨难下，新闻学研究进展缓慢；五、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前期，反复的政治折腾，使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困难重重，发展受阻。真正扎扎实实地研究新闻学是1978年以来的这30年。现在我们新闻学研究有队伍、有机构、有出版社、也有经费，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绩可以说是30年来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成果为今后的持续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至于今后的发展，我认为需要特别注意做到“三个并重”：

一是跟踪研究与超前研究并重，即跟踪研究现实问题，及时总结鲜活经验，但超前研究也不可或缺。我非常赞同甘老师的一段话，有人说甘老师这个老头总是超前，甘老师的回答是这样讲的：“任何改革都是站在时代的前沿，都是超前的，任何科学研究无一不是超前行动。不超前，要你科学研究何用？”甘老师就非常重视前瞻性研究，如他非常关心我们国家的新闻体制问题，这就是超前。现在有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花点功夫做些超前研究。

二是现实问题研究与学科原理研究并重，即要注意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为当前新闻工作服务，同时要注意对学科原理的研究，包括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研究，还有现在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很快，新概念多，新问题多，也需要及时诠释，及时回答。

三是研究与教学并重，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传统，我国的新闻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是把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徐宝璜的《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既是教材又是专著。国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一批9本教材中就有《新闻学概论》一本。这本书同样既是专著又是教材。《新闻学概论》是核心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深入浅出地讲清一些新闻学的原理问题，老师们需要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提升其教学质量。

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两大跨越

赵玉明

从1978年迄今30年间，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跨越：

第一次、拨乱反正，重新起步，新闻教育初次实现跨越式发展(1978一1998)。

1983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为未来的新闻教育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这次会议启动了中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大解放，从此中国新闻教育得以迅速恢复并在短时间内迎来了大发展，从而实现了第一次跨越。

第二次、调整目录，提升地位，新闻教育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1998一2008)。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为适应新闻学学科自身以及专业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结合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迅速发展壮大的实际状况，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原《目录》(1990年11月颁布)中的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组建了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1998 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个专业。新闻传播学第一次正式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学科地位得到大力地加强和巩固，它对促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契机，又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新闻教育实现了从传统新闻教育到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跨越。1997年6月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由此前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今日之新闻传播学早已突破传统新闻学的范踌，新闻传播学教育涉及的学科、专业实际上涵盖了新闻、传播、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广告、编辑出版、网络和新媒体等诸多方面，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媒体的层出不穷，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内容将会越来越丰富，它带给新闻教育工作者的挑战非常值得期待。

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何梓华

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其学科建设必须立足在中国这个实际上，只有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的需要，我们才能做到学以致用。学科建设应当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发明进步，与时俱进地向前迈出新的步伐。我们相信再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终将会建设起来。

教师队伍是学科建设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我们要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是学科建设的希望所在。

要培养一支学有所长，功底扎实的教师队伍，就需要有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踏踏实实的学风。学生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埋头读书，刻苦研究，其他捷径是没有的。指导教师的严格要求是对学生的真心爱护，是对教育事业负责的重要表现。

一个教师要培养成为某一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即使他十分勤奋，一般也需要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时间。因为知识是需要一点一滴地去积累的，而探索则需要通过反复比较研究才能层层促进。最让人担心害怕的是学科建设上出现断档断层，这种情况要是出现就会给院系的学科建设带来长时间的不利影响。

教材建设是为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服务的，但是教材提供的只能是某个领域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更深层次的理论论述只能通过科学研究工作加以探究和深化。因此高校的教师需要挑起教学和科研两副担子，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科研，运用自己优秀的科研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课堂教学和教材建设。

新时期，党中央对新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工作的实践也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我们应当深入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从理论的高度科学地总结经验，用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闻学教材建设要坚持“四个研究”的统一

蓝鸿文

教材是教育人之材，它不是拼拼凑凑的结果，也不是剽窃的结果，而是深入研究的结果。研究什么？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中国，研究外国。一句话研究古今中外。我写新闻采访学教材就坚持了“四个研究”的统一这一原则。

所谓研究历史，是指研究与新闻采访有关问题的历史。只有弄清了新闻采访领域各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揭示新闻采访的规律，阐明新闻采访涉及到的有关问题。

所谓研究新闻实践，就是要去新闻单位作调查，去向新闻工作第一线的同志学习。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坚持面向新闻界，坚持去新闻单位作调查，收获很大。

所谓研究中国，是专指研究与新闻采访这门学问有关的东西：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决议；二是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理念与新闻实践活动；三是研究名记者；四是研究新旧中国出版的新闻采访学著作。

所谓研究外国，一是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二是指研究西方新闻界的新情况、新动向；三是指研究西方名记者；四是指研究西方出版的新闻采访学著作。

总括上述，研究中外，重点在中，外为中用；研究古今，重点在今，古为今用。古今中外之间，还有交叉，要辩证地看，不要孤立地、形而上学地看。如果做到研究古今中外，就有可能做到全局在胸了。什么叫大视野？我想，这就是教材编写的一个大视野。

在编写教材这个问题上，还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求新；二是求超越；三是勇于啃硬骨头；四是既掌握第一手资料，又不拒绝第二手资料；五是多向专家学者请教；六是积累资料。

谈谈新闻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梁 衡

新闻和政治是同步过程，研究新闻离不开政治。在新时期，新闻与政治的矛盾和碰撞虽然也在增加，但这是一种进步，是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表现。我们的政治成熟了，新闻成熟了。民主政治的建设，一要群众知情，二要群众监督，这都要新闻帮忙。新闻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的监督手段。

新闻由“自在”而成熟为“自由”，有两个条件，一是来自政治方面，政治环境宽松；二是来自学术方面，学术自由与新学科的发展。这30年正是信息论、传播学等传入中国并扎根的时期，它们大大帮了新闻的忙，丰富了新闻理论。

当中国走过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30年后，我们又发现了一条新闻与政治互动的规律：新闻与政治在本质上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意愿，因为有了这一点，二者有共性，可以联合。但具体运作中二者又都有自己的“私利”，在新闻方面表现为“媒体利益”，一些媒体会违规、违纪；在政治方面表现为“集团利益”，一些官员会谋私、腐败。当新闻违规时，政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管它，发挥国家管理的作用；而当政治腐败时，新闻就以人民的名义来监督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体现民意，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

这个规律我们称之为“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律”，这是政府管理媒体和媒体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理论根据。当然，这个规律的实现，要求新闻和政治都能大公无私，都切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如果政治专权，新闻臣服，甚至推波助澜（如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或者政治腐败，新闻无言，甚至帮助粉饰，这都是新闻违背自己的意志没有尽到责任。如果媒体以权谋私，搞“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政府不能有效管理，则是政治的失职。

新闻和政治将既按照自己的规律又尊重对方的需求，在对立统一中存在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将会检验它们的成败。

新闻教育应当“重视基础、强调实践”

秦 珪

我认为，新闻教育需要坚持“重视基础、强调实践”的原则。

新闻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当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实践能力，毕业后能比较好地适应新闻工作的要求，并具有不断提高水平的潜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学生培养目标一直坚持“重视基础、强调实践”的要求。

打好基础，首先是要搞好理论学习，这包括对国情的了解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学习。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理论学习。我们既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也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理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下，更应当注意这些问题，争取做到既兼收并蓄，又有所分析。

其次，打好基础还应该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学生在校期间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不光是学新闻学，对于文学、历史、其它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都应有所涉及。

关于打好基础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就是在校学习期间就要注意对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包括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特别强调要加强实践教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将来大部分要到新闻媒体从事采、写、编、评等实际工作，因此，在校学习期间，应该尽可能多给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校内的实践，主要是鼓励学生到学校的校报、广播、闭路电视、网站等部门实践。校外的实践，主要是组织学生到新闻媒体进行采、编实习。这是一种“真刀真枪”的实践，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人大新闻系过去有个传统，学生到媒体实习，都有教师带队，大多是年轻的教师。带队教师除了负责和媒体联系以及学生的管理工作外，其它时间可以参加媒体的采编等工作，这对他们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