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0月9日电(李晓喻 高晓东)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将于10月11日至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是“气候传播：角色定位与全球合作 ”。本次会议由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香港乐施会和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联合主办。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9日接受记者专访表示，此次国际会议的目标是“搭建交流平台，聚合研究团队，凝聚学术共识，扩大世界影响”，使气候传播能够真正“形成气候”，进而使气候变化成为公众的重大关切，以推动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行动。

记者：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有什么特殊意义？您预期这次会议将会取得怎样的成果？

郑保卫：此次会议是由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发起倡办的世界气候传播领域的首届大型国际会议。组委会由国家发改委解振华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校长、人大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担任名誉主任，我和耶鲁大学的安东尼教授任主任。

目前已经确认参会的人员中，既有来自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有来自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还有来自俄罗斯、比利时、瑞典等欧洲国家的代表。参会者既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界人士，还有联合国机构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官员。因此，无论是从会议的性质和内容，还是规模和规格，此次会议都具有开创价值和国际意义，可以说它是世界气候传播领域的一次重要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气候传播：角色定位与全球合作”，将分为中文专场和英文专场两部分。我们把“搭建交流平台，聚合研究团队，凝聚学术共识，扩大世界影响”，作为此次会议的办会目标，相信这次会议将为世界气候传播的理论建设和行动实践起到推动作用。

记者：您能具体谈谈这次会议对国内与国际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推动吗？

郑保卫：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自成立以来，曾在国内举办过多次学术会议，包括国际性会议，另外还先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举办地墨西哥的坎昆(COP16)、南非的德班(COP17)和卡塔尔的多哈(COP18)，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举办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Rio+20)，举办过多场国际性的气候传播边会。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出了中国的声音，表达了中国学者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可以说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实践推动力。

上述会议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规格，都不好同这次会议相比。实事求是地说，此前在国内和国际气候传播研究领域都不曾有过类似规模和层次的学术会议。

本次国际会议的中文专场会议将为中国国内关注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的学者及各界人士搭建学术平台，交流研究心得，汇聚学术队伍，使气候传播能够真正“形成气候”，进而使气候变化成为公众的重大关切，以推动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行动。英文专场会议将组织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人士就气候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策略等展开深入研讨，并通过案例分析来总结气候传播的实践路径与行动策略。

作为东道主，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在国内外广泛汇聚以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为研究目标的学术团队，交流各自的学术进展及成功经验，提升气候传播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希望在推动社会与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够形成更多共识，形成更大的实践推动力。

记者：“气候传播”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及话题，您怎样界定“气候传播”的研究领域？

郑保卫：“气候传播”是指从新闻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和解读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有关气候变化信息与知识的社会传播活动，它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为研究方向和行动目标。

气候传播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运用有效的传播方式来促进社会与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并最终体现在引导其自觉投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的行动上。而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是要研究气候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策略等传播要素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构建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我把这两个方面分别看成是气候传播的社会成果和学术成果，其实也就是其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当前，从中国和世界范围来看，气候传播的学术研究成果都还不是很多，要想取得理论上的突破，一是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是要盯紧气候传播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要依据实践所提供的线索和经验，从学术层面对其进行解读和探讨，进而指导实践。

记者：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成立以来都做了哪些研究，开展了哪些工作？

郑保卫：201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同以扶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合作，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首次采用了“气候传播”这一概念，并将“气候·传播·互动·共赢”作为项目研究的主题，即着重研究气候传播中参与各方如何通过良性互动和相互合作来实现共赢目标，由此启动了中国气候传播理论研究的进程。

2010年5月，我们形成了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各有关方传播行为及效果的调研报告，并在北京举办了“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力研讨会”。在调研报告和会议发言中，我们阐明了我国气候传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出政府是谈判实施主体、信息发布主体、新闻内容主体；媒体是信息传播者、舆论引导者、第三方观察者；NGO是活动参与者、民意表达者、谈判推动者以及三方沟通桥梁。在此基础上，调研报告提出了三者应建立常规互动机制，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与沟通，通过日常的互动与交流，彼此认识对方的价值和作用，建立起相互信任，从而实现有效互动，发挥各自在气候传播中的影响力，共同去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此后，我们项目中心通过举办各种会议为各类气候传播主体搭建沟通平台。从2010开始，我们项目中心先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地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举办地成功地主办了多场气候传播国际边会，为各国气候变化谈判者和利益方提供沟通交流平台，为气候传播专家和学者提供研究成果分享平台。此外，我们还举办了针对参与报道气候谈判记者的研修班。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够为促进气候传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提升各自的传播能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我们项目中心还与耶鲁大学等高校和国际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的领域，以提升项目中心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记者：“气候变化”与普通百姓的关系密切，中国气候传播研究项目中心开展过哪些与公众相关的活动呢？

郑保卫：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关键是要靠取得社会共识，得到公众响应和支持。实践说明，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最后都要靠公众自觉的参与来落实。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于2012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活动的启动仪式，同时还举办了气候变化图片展，迈出了向公众普及气候变化知识的第一步。7月，我们又进行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以了解和把握公众对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的基本认知情况，以便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社会推广活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发布的中英文版调研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的数据(如93%的被调查者表示了解气候变化)在多哈会议期间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高级官员、执行秘书Christiana Figueres所引用，并以此来肯定中国政府在动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今年4月我们又配合国家开展的第一个“低碳日”活动进行了全国性的“中国城市公众低碳意识调查”。这些工作都是我们项目中心开展的与公众有关的活动。从实践效果看，这些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社会上和公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推动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记者：您认为目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次会议结束后你们项目中心在面向社会与公众方面还准备做哪些推进工作？

郑保卫：我们项目中心所做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说明，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93%(美国是64%，英国是72%)还是非常高的，并且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80%的公众愿意为购买相应的环保产品支付更多费用；接近80%的受访者认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才能最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数据说明，在我国公众中宣传和推广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很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

此次会议结束后，我们会继续进行相应的公众推广工作，通过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真正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让社会与公众理解、认可、接受，并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我们计划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选择一些地方和单位作为典型来逐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