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

在我的一生中，前后三次走进人民大学，并最终留在这里工作，完成了几十年的新闻圆梦之旅。因此，“三进人大”成了我独特的经历和难忘的回忆。

1964：一进人大，领我迈入新闻专业大门

1964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迈出了新闻圆梦之旅的第一步。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愿望。记得初中毕业那年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在这篇作文中，我写的自己的理想就是当记者，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史书里一些英雄们的行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在那时的我看来，分数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真可谓“事遂人愿”，我终于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人大新闻系。

8月底，我从福建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当我站在铁狮子胡同1号（即现在的张自忠路3号，这是当年段棋瑞的执政府所在地）的大门前，望着学校欢迎新生的标语，意识到我已经成为人大的一员时，那一刻的喜悦之情，到现在想起来依然令我怦然心动。

记得当时我放下行李，安顿好宿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天安门广场。当来到天安门，置身于广场的人流中，仰望着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凝视着城楼正中的毛主席画像时，多少年来的向往和期盼在这一刻得以满足，我实在是情不自禁，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心中想，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

大学生活在紧张而又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细心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争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分专业是大学里我们遇到的一件大事。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准备与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要从我们1964级52名新闻学专业的同学中选出20人组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摄影专业。我十分荣幸地成为了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

系里为我们20名同学每2人配备了一部苏联产的卓尔基135相机，从此开始了专业训练。当时有些专业课是请新华社摄影部的记者来讲的，记得吴群等一些著名记者都来给我们上过课。

由于对专业的热爱，我们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摄影班同学的身影。记得1965年学校秋季运动会，我们全体同学都出动采访，整个运动场到处都有我们在跑动、拍照。我拍的几张吴玉章校长的照片，还被挑选冲印放大送给了吴老。

为了尽快熟悉胶片冲洗和照片洗印技术，系里安排我们到新华社摄影部图片车间实习。师傅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显影、定影、烘干，如何冲洗、放大、剪裁，很快我们便掌握了照片洗印扩放的一整套知识和技能。

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按照学校与新华社达成的协议，当时我们20个人是作为新华社代培生培养的，毕业后全部进新华社工作）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怎么办，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连……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什么“时髦”干什么。不过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打、砸、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我觉得这是一条做人的底线。

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多地方和单位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派性争斗，双方都以对方为“敌”，相互攻击，有的甚至动用武力，在“文攻”的同时搞起了“武卫”。人大校园里的两派也争战不休。一派把对方称为“台湾”，另一派把对方指作“（越南）南方”，双方都把“解放”对方作为自己的战斗“使命”。于是偌大校园再也听不到读书声，有的只是高音喇叭的喊叫声。面对这样的状况，同学们越来越感到茫然，起初的那份“革命”热情也渐渐消退，不少人选择了回避做法，悄然离开了学校。

对我来说，“文革”中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的被批斗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从青少年时代便“提着脑袋”投身革命的父亲是真正的革命者。在我印象中，这些年来除了“革命”和“工作”，父亲从来没有别的什么追求和享受，即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冲击，他依然毫无怨言地在尽心工作。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这场“大革命”，“革”的却是这样一些革命者（这时已成了“走资派”）们的“命”。这使我感到迷茫，并且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后来，根据中央的精神，工宣队和军宣队把我们召回了学校，组织我们下乡、进厂，学农、学工。这期间，我们到过海淀苏家坨，体验过京郊农民的乡村生活；我们去过北京特钢厂，感受过城市工人的工厂生活；我们还到过房山，参加过那里正在兴建的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的燕山石化公司）的建厂大会战，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劳动者创业的艰辛和喜悦。

再后来，我们又奉命回到学校参加“教育革命”，搞“斗、批、改”……

在闹哄哄的“革命”中，我们送走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到了该我们毕业的1969年（当时的学制是５年），我们盼着早日离校参加工作。没想到，上面又让我们这一届学生推迟毕业，同1970届（即“文革”前招的最后一届1965级同学）一起留校继续搞“斗、批、改”。

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凡中央直属单位一律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它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配到了辽宁大连。

原本想一个人大新闻系的毕业生，离开北京到了下面当个记者搞新闻应当不成问题，可是当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文革”中省级政府机构的名称）有个规定：统一分配来的文、理科大学生，凡有条件的一律当教师（有疾病、生理缺陷或政治问题不适合当教师者除外）。于是，我被分配到大连市第56中学当了教师。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八年。虽然这期间，也曾有过几次离开学校到新闻宣传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如愿。

在大连市56中工作的八年中，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心里有些失落，但是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的工作很投入。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但即使这样，在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另外，有时我也为新闻媒体写些稿件，有的稿件还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发和播出。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梦想。

虽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受到了很大冲击和影响，毕业分配也未能如愿去搞新闻，但应当说，“一进人大”，还是把我领进了新闻专业的大门，为我后来去圆新闻之梦奠定了基础。

1978：二进人大，引我登上新闻教育讲台

第二次进人大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了。那一年，母校的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2年人大新闻系停办后，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的新闻专业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想，这下实现新闻理想的机会来了，于是马上把以前的听课笔记和学习资料找出来，准备考研。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因此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大约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完后因工作繁忙，我并没有太在意结果。没想到初试顺利通过，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

那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原定是由方汉奇老师招收2名新闻史方向的研究生，可是进入复试的却有9人，因此最终能否考上，大家心中都没底。当7月中旬我们参加复试的9个人在北京大学见面时，大家聚在一起，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都希望能够借助国家振兴科学和教育的战略决策，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

记得当时我曾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燕园从来多知识，

科学友朋常来去；

妖氛霸道闲十年，

今日“老九”[1]又重聚。

“蝙蝠楼”[2]上论今古，

未名湖畔传笑语；

侪辈不才却有志，

愿为四化献胆力。

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而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结果，我们9人中有８人被录取。

对于转到人大读书，当时我们几个考生中有人留恋北大的名声和美丽的燕园风光，而我却非常愿意，因为这意味着我又可以回到阔别8年的母校读书了。

就这样，1978年10月，我荣幸地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当时因为我和童兵的新闻理论分数最高，就被划到了甘惜分老师名下，成了新闻理论方向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一方向竟然成了我后来几十年始终不渝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们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甘惜分老师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俩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我们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作卡片，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我们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完，让我们继续通读。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作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后来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年表形式出版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的书。

通读马恩全集，不但使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们领略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我们的硕士学位论文也都是以此为选题。我的论文题目是《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童兵的论文则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民主报刊时期的新闻思想的。

1981年10月，我们８名研究生都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辨，三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当记者；二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和导师的建议有着很大关系。甘老师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个人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

所以可以说，“二进人大”把我引上了大学讲台，使我最终成了一名新闻学专业的教师。

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这是公安部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当时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正在初创时期，教学和日常工作困难都很多。我们几个新分配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不久的一些老师们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写教案，改作业，请老师，带实习，许多教学工作，大家都是主动承担。在全系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4年夏国际政治学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之后，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定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发展面临很多新的困难，1986年学校决定新闻系停止招生。而这时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希望我能过去工作，经过双方协商，这年年底，我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但我承诺继续承担警官大学新闻系最后几届学生的培养工作，直到他们毕业为止。

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由于背靠号称中国第一大新闻机构的新华社这棵“大树”，因而有其独有的办学优势。学院院长由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兼任，他为学院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这就使得学校的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新华社在人、财、物方面都给学校以有力支持。学院的许多领导和老师都来自新闻采编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们也可以利用新华社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实践锻炼，这对提高教学和教育质量十分重要。

到中国新闻学院工作后，对我的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1992年，我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的负责人，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当时只是个不足千人的小学校，但是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实施管理。我所在的研究生部从组织招生，到日常教学，再到毕业分配，每个环节都按部就班，严格要求，尽可能不出问题和差错。部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尽责，大家都愿意为学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除满足新华社自身需要外，还输送一部分到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由于有着良好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学生的质量很好，多年来，每到毕业分配时都供不应求。那些分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中有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个别突出的毕业生，后来还被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的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却决定停办了。那时虽然也曾酝酿过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合并，我还因此受聘担任了广院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最终合并却未能成功。

当时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中国新闻学院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且还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

就在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的2002年年初，我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调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回到了我曾经前后度过６年本科和3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人大新闻学院。

2002：三进人大，让我走向新闻学术高地

第三次进人大，我是心怀特别的感激之情的。在调回母校工作的那年我已经57岁。感谢母校的厚爱，在这样的年龄又接受了我这个研究生毕业后已经在外面游离了20多年的“老学生”。

与前两次来校求学不同的是，这次我是作为“引进人才”，以教师的身份来工作的。很有意思，例行做调入人员体检时，校医院的大夫很惊讶，说你都57岁了怎么还当“人才”引进啊？我心里明白这是母校对我的关爱和期待。

回到母校，看到那些当年教过我的，已经霜染鬓发的老师们，我感叹岁月的无情，同时也更加敬重他们，愿意和他们一道共同去为新闻学院今后的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到校不久，纪宝成校长就聘请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术平台，使我有了更大的学术活动空间，有了攀登学术高地的可靠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所属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的第一个新闻学科研究基地。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并且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持。作为国家级的研究基地和学术平台，它可以突破学校和地域的界限，组织和集纳全国一流的学者与专家，共同进行课题攻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从而会对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对我个人来说，担任基地负责人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它使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更大的开拓与发展的空间，走上了一个更大、更高的学术平台。几年来，借助这个研究平台和学术高地，我组织大家申报国家和教育部重大课题，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使自己和基地研究人员的科研范围得以不断扩大，科研成果得以不断延伸，而且始终能够坚持为新闻学科建设服务、为新闻媒体改革服务、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

可以说，“三进人大”把我引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地，使我获得了新闻教学和科研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空间。

在回到人大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有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发表论文百余篇，组织了多场大型学术研讨会。特别是2004年5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与几位其他兄弟院校的老师一起成功赢得了2006年北京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办权，并被推举为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和大会主席。这个会议2006年５月如期在北京举行，是迄今为止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不但搭建起了我国传媒经济学界与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相互沟通的桥梁，而且也提升了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为扩大我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因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2004年6月，我从教育部部长手中接过聘书，成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首届委员。这使我有机会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上，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言献策。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共有100余位委员。其中新闻与传播学科有两位委员，除我外，另一位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丁淦林教授。委员会要求每个委员要对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问题向教育部提供咨询和建议。

为了尽好社科委员的责任，近年来我始终在关注新闻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在给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咨询报告中，我就新闻学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问题、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异同问题、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发展规模和教学、教育质量问题，以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等，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我想，作为社科委员尽职尽责的最好的办法，一方面是要及时、充分、准确地反映高校师生对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好建议、好意见，另一方面应当主动为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科的健康发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新闻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除了政治上受到“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闻无学论”的冲击。诸如“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等观点，常常会成为一些人贬低新闻学的用语。而有些人提出的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和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等观点，也为“新闻无学论”助长了声势。

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受到轻估和贬低，研究队伍也受到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发展问题便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2003年由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就专门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试图通过厘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来为新闻学确定学术地位和寻找发展空间。

在这次会上，我就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呼吁要客观看待传统新闻学，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提出要重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很在意，也很上心，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此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尽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从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以来，这几年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几本专著和教材，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阐释了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地位，同时也批驳了一些对新闻学偏颇评价的观点，尽可能地来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在自己近30年的新闻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和体会到了新闻学的广度、深度与厚度，可以说它还有许多没有深入研究到的领域，这也是我常常呼吁要加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不断创新发展的原因。有人说我在“保卫新闻学”，我也确实一直在有意识地宣传和维护新闻学，这是因为我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回顾“三进入大”的经历，令我感触万千。可以说“三进入大”，我赶上了人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特殊的，让我终生难忘的时期。

第一次进人大，正值国家经历3年自然灾害后，开始出现经济好转、教育复苏大好局面，新调入人大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郭影秋同志，正在协助吴玉章老校长谋划着人大新一轮发展的时候。这一时期全校师生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意气风发，都在齐心协力地为学校的发展和进步努力奋斗。老师和同学们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那种一心为国家、为民族工作和学习的认真态度，真让人感动！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在实施中的发展计划，使老师和同学们陷入了彷徨、苦闷甚至灾难之中。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亲历者，我既感受到了前期学校的发展和变化，也目睹了后期“文革”给学校带来的破坏和创伤。

第二次进人大，正赶上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历经“文革”磨难的人民大学正在老校长成仿吾和老书记郭影秋带领下艰难复校的时候。这一时期全校师生都憋着一股劲，决心借助国家振兴教育和科学的好政策、好环境，把“文革”中学校停办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推动学校的复兴和发展。

刚复校时，由于校园还被外单位挤占着，不但宿舍拥挤，而且缺少教室和食堂。为了及早开课，刚刚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开始了不平常的学习生活。当时同学们“大地当课桌，马扎当凳子”的情景，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作为人民大学前身的陕北公学，当年办学传统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艰苦创业，齐心奋斗”应当是人大人永远不能丢弃的好传统。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这批人大复校恢复招生后新入学的学生们，用自己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科学的理解、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力支持。

第三次进人大，恰值跨入新世纪后，国家在全面实施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入“211”和“985”工程的人民大学，正在以纪宝成校长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办学宗旨，以“大楼、大师、大气”为理想坐标，以“真情、真想、真干”为奋斗精神，规划和设计新的发展蓝图的时候。人民大学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在发展，在前进。“世纪馆”、“明德楼”、“文化大厦”拔地而起，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和水平跃居全国前列，创办“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思路越来越明晰，师生们的自豪感和喜悦感溢于言表。作为一个有着前两段经历，晚年得以重返母校的我，置身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能够目睹学校的飞速进步，能够为学校的更大发展尽一份力量，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

在结束此文的时候，我要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感谢母校。感谢母校的领导和老师，是你们始终在鞭策和激励着我，使我在追寻“新闻梦想”的过程中，能够把握好方向，调整好心态，积蓄好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如果说我的新闻圆梦之旅还算顺利和成功的话，那么这要归功于母校几十年来对我的栽培与厚爱！

愿母校事业常青，精神永存！

说明：此文有删节。

1“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特务、叛徒、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故称“老九”。

2 复试期间，住北大燕园斋楼，内有蝙蝠无数。每到夜晚，蝙蝠在楼堂内飞舞，时而还会往人们被窝里钻，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