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87岁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在改革开放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谈话，通过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通讯，传遍全国。

从此，通讯作者陈锡添的名字，与一位伟人、一个时代联系在了一起。

2018年3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演播厅，人大新闻系1966届校友、《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在第五期校友讲坛暨《经典新闻案例解析》课程上，与大家分享了当年书就《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姓社姓资的争论激烈。深圳作为前沿阵地首当其冲，有人说深圳是资本主义复辟，“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都是黑的”，满天飞的争论使得人们不敢闯、不敢冒、不敢试，改革开放进程止步不前。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来深圳”这六个字，本身就是件大新闻了。

对于这次视察深圳，有关方面提出了“不报道、不接见、不题词”的指示。当时很多记者一听说不能报道，便放弃了采访。陈锡添成了唯一坚持全程采访的记者，“你放弃了采访，将来有机会发表的时候，你都写不出来了。”陈锡添意识到，邓小平的“闲谈”中暗含万千气象，“这些话破解了当时在人们头脑中的许许多多的难题。我内心觉得，我坚决要报道。我觉得小平不是度假，他不吐不快，在任何一个场合都要讲话，一谈都是重要的内容。”

这种敏锐的意识来自于陈锡添读书时植根于心的大局观：“我上学时候，老师经常教我们要有大局意识，要有政治敏感。甘惜分老师当年教我们新闻理论，他写过一个条幅给我：政治家办报，小局服从大局。可以说，假如我对大局不了解，或者认识不深，这篇报道就会擦身而过，这样的重大新闻就擦身而过了。”

在数十载新闻生涯中，陈锡添时刻铭记着大局意识。他在这次讲坛上对同学们说，这是我们当记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将国家比作航船，记者就是这艘航船的瞭望者，记者要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激流险滩，及时报告船长来调整航速，调整航向，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陈锡添给同学们分享了这篇万字长文的采访过程，文中那些跃然纸上的生动细节，都是依靠扎实深入的采访得来的。

当时，为了更准确、清晰地听到小平同志说的每一句话，他总是想办法“抢占”有利地形，有时甚至成了小平同志的“贴身保镖”。“当个记者不要拘束，当然我们也不是无冕之王，没那么神气，但是千万不能拘束。”因为靠得近，“小平同志的孙子跑过去，邓楠叫他吻一吻爷爷，他吻一下小平，这样的细节我都能写出来。”

不准录音，他便在本子上记下提纲，有时小平同志边走边聊，他就拿张香烟大小的纸片，把最重要的话记下。在每个活动间隙，他还去找陪同的领导核实、了解实情，晚上回去做整理，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而对于行程中重要的采访细节，他也要反复进行核实。

谈及此，陈锡添给在座的新闻学院学生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将来同学们做新闻工作就要成为令人信服的行家里手，要培养很强的采访能力，这非常重要。”

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以及对舆论环境的把握，让陈锡添抓住了最佳的报道时机。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全市外宣工作会议，随后，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影视纪录片和专题书籍。次日，陈锡添接到任务，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过程写一个电视片解说词，他花了三天时间，写下8000余解说词。

3月22日，陈锡添到办公室翻阅报纸，突然发现《南方日报》一篇《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的文章，“是不是开绿灯了？”陈锡添心情紧张又焦灼，马上回家啃了几口饭，铺开稿纸，写下一句“东方风来满眼春”。

由于材料早已烂熟于心，加之心潮澎湃，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两天半时间，他完成了一万一千余字的长篇报道。

3月25日，陈锡添和社长拿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部长杨广慧拍板，“发吧 ! 稿子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把小平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而这篇报道最大的特点之一，便在于平实与蕴含细节的语言。陈锡添说道，“我是着重表现他平凡的一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伟大与平凡集一生（的人）。他穿个黑夹克黑裤子，如同一般的老人家，非常和蔼慈祥，我用很多细节去写他平凡的一面，写得人性化。”

稿子没有多大改动，但杨部长的一句“发吧”一字千钧。陈锡添感叹道，这篇文章能够面世，首先归功于深圳市委，这表明了深圳市委对改革开放的深刻认识以及敢闯敢试、敢去担当的精神。

文：陈仪萱

图：郑文媛 黄思琪

编辑：蒋雨师 沈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