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为进一步关注与探讨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网络直播对传媒生态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承办的第31期深研会于2020年11月13日下午在人大新闻学院融媒体与智慧传播创新孵化平台举行。

此次深研会邀请来自新闻传播及网络直播领域的专家学者、基层领导干部、直播从业者等，围绕“直播改变了什么：网络直播与媒体深度融合”这一主题，重点探讨了在媒介深度融合、技术多元赋能与交互形态变革的环境下，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社群化、融合化、数字化精神交往给视听传播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与改变；在传播主体、传播结构、传播效果、业态属性、社会功能与责任等多维层面形成了哪些冲击与启示；面对多场域在网络直播中的融合趋势、视听传播的形态变化，该以怎样的学术观察与跨学科视野来解释新现象、回答新问题。

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周勇教授

周勇书记向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认为，媒介技术深刻改变着视听传播的形态，三个方面反映出了目前视听传播领域的变化：

第一，社会文化向视觉转向；现在视听已经成为了信息传播、文化形塑、文明交流的主要形式。

第二，视听是当前媒体发展竞争的焦点；目前中国网民里有约9亿的用户每天在使用视听信息，这无疑是整个传媒业竞争的焦点。

第三，视听也是整个新兴媒介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近年新技术多数与视听相关，我们为此感到兴奋，同时责任感亦油然而生，我们需要考虑能为这个行业做点什么。

“互联网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逻辑，把传统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嫁接到互联网这个名词上已经不够了”，周勇书记表示，“所以我们要以互联网为底层逻辑，对互联网的历史和相关理论的梳理。在中国人民大学九大学科攻关的方向里面就有一个互联网新闻学的方向，而视听传播是主要的参与者。期待与会嘉宾们的高见，也期待未来与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刘鹏

刘鹏书记代表继续教育学院对与会嘉宾们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介绍，“2019年下半年，继续教育学院就与新闻学院的专家队伍对网络直播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综合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优势，策划了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新媒体直播人才培训班，并于今年5月份面向全社会推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也获得了人社部相关机构的认可，参加本培训班的学员能够同时获得人民大学和人社部相关机构颁发的两本证书，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

他表示，本期深研会正是继续教育学院与新闻学院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相信到场各位嘉宾的观点和交流对于继续教育学院未来拓展思路、发展事业大有帮助。

议题一：开辟新的舆论场域

发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纪委书记、前中央网信办互联网舆情中心副主任 彭健恒

彭健恒书记认为，直播与以前的网络宣传和网络传播相比并非质的不同，但在表现形式上仍有较大区别，他重点从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展开阐述：

“直播的管控较难，因为它是基于流媒体的，直播平台和直播间非常多，监管有很大难度，技术、人力等层面的成本都非常高”，他表示，“这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比如如何第一时间在即时的直播中发现潜在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等，对负面影响及时发现、引导和管控的挑战很大，特别是业态发展目前是走在技术研发前面的。此外，以前是管平台，现在是管人，要用法律的手段，社会自治的方式，以及对人的精神层面的三观的引导。这比以前难太多，且需要多方面协调。”

“当然，直播的好处也非常多，包括政务公开、商业、娱乐、文化教育等，带来最显著效益的是商业直播带货，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且对外宣传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中国态度也很有帮助”。

发言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陈昌凤教授

陈昌凤副院长认为，直播把二代互联网的种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比如Web2.0时代强调的是信息个人化、互动化、分享式，这几种特质在直播的业态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她表示，从舆论的角度来说，可能又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舆论场域通常情况下是公共的，但直播更多是个人化的；舆论场域通常都是广场式的，直播是单间式的；过去的舆论都是前台的，但是直播带来了前台后台的混合。直播的影响，对我们原有的舆论场不只是开辟的问题，还有一个再造的问题，这个再造会带来很多新的复杂问题。

现在的直播比起电视的时候，更加可以低技术门槛，更加可以全覆盖，可以到达的场景和角度会更多。媒介奇观和虚拟空间，也许在这个时代恰恰能够带来特别大的影响。直播调动了人类更多的器官和更多的感知，然后去得到更多的信息，获取更全面的信息。

发言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 曾祥敏教授

曾祥敏书记把移动直播称为可视化的即时交互舆论场，他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网络直播带来的改变：

第一，它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和服务的方式。它不仅是一个信息的满足，更是一种服务和生活上的满足，所以它其实也改变了我们媒体的功能，从信息媒体变成价值媒体。

第二，它改变了我们跟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从用户而言，按西方说是Z世代，按中国来说是“95后”，网络直播其实是“95后”连接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把直播尤其是慢直播作为一种社交陪伴，用户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以此纾解情绪，解闷、解忧。

第三，它改变了媒体的内容生态。促使主流媒体跟用户积极建立起连接与互动，在直播当中，评论就是生产力，围观就能产生影响力，用户生产的内容已经改变了现在媒体的内容生态。他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舆论场，我们要强化突圈破壁和话语融通的能力，也要降低姿态、转变语态，创新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和用户展开交流和对话。”

议题二：构建新的传播生态

发言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夏江

夏江副总编辑结合快手平台的案例，从媒体融合的角度来重点展开讲述：

“我们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做了‘快UP融媒计划’，我们把流量拿出来，把补贴拿出来，打通了媒体的商业变现模式。”

他首先介绍了国庆阅兵的案例，快手把“多链路直播技术”运用国庆阅兵的直播当中：“当时在快手直播平台里一共有7路信号，第1路信号是大屏信号，其它6路信号是不同的视角，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直播间里面去做了交互式的直播。”

其次，他还列举了其他机构引入快手的的媒体融合案例，如新闻联播在快手实现历史性的开播、快手和央视春晚的合作、以及快手和湖南经视同时播出的《看见快生活》等等。此外，快手在机构、人和模式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媒体融合的探索和尝试。

同时，他还提出当前媒体融合实践中快手碰到的诸多问题，例如媒体MCN服务能力亟待提升，主持人小屏话语体系重构和心态调适问题，等等。

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王润泽教授

王润泽教授结合历史的眼光，从传播生态的理念和价值提炼、人民性、以及媒体成功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重点阐述：

“对于学界来说，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通过业界的实践，个体和产品的成功，从中去提炼一些共性的、理念的东西，这是很有难度的，这又是我们的责任。”王润泽教授认为，“生态最重要的就是价值链。在信息化的产品时代，怎么从个性的产品中把价值要素提炼出来，把融媒体时代最重要的新闻价值、信息价值、产品价值做出来，这才是我们的中国梦”。

同时她结合历史的眼光谈到了人民性和媒体成功路径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媒体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我们拥抱的是当年国民党政府认为是穷腿子、泥腿子的那些人，把他们作为学习的对象。放到历史的眼光里去看，新媒体都是在一步步不停地拥抱那些原来被看不起的受众的过程当中的。我们的身段到底能放下多低，媒体其实就能够成功多少”。

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 彭兰教授

彭兰教授认为，我们应当跳出过去媒体人的理解和视角来看待当前的传播生态，至少以下几方面是我们理解传播生态变化的重要的视角：

第一，个体。在以文字为主的表达空间（博客、微博）里，“我写故我在”不能够完全达到，但是在今天的直播和短视频领域，“我拍故我在”是可能的,视频提升了个体的存在感、话语权，也可以促成话语权的变现。视频让我们媒介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或者说视频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媒介化的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

第二，媒体。现在媒体也在追求一种“我拍故我在”，因为如果它不进入视频和直播领域，它在用户中的存在感就会降低。媒体一方面要拥抱新技术，和用户有一种更紧密、更平等的连接，但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专业价值的坚守，而不是为了追逐用户和流量，把对整个传媒生态最核心、专业的原则完全抛开了。

第三，产业链。移动网络时代，直播为打通内容+社交+服务或者电商的产业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直播可以让这三者的结合得到比较完美的体现。

发言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曾志华教授

曾志华教授以“狼”为关键词，从播音主持群落的微观层面着重分享了传播生态位发生重构的三个方面。

第一，“狼来了”。自20世纪90年代网络横空出世以后，传统媒体就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需要进行很多居安思危的思考。

第二，“狼真的来了”。移动互联网的今天，人人都有麦克风，于是对于话筒和镜头这种物权的拥有实现了话语权的拥有。传统媒体在媒介生态中走下神坛，影响力和支配力也大不如前。播音员主持人曾经的“特许生态位”被解构了，由垂直生态位变成了平行生态位以及多元生态位。

第三，“谁是真的狼”。与狼共舞是这些年媒体人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我们一直在强调和新技术、新媒体的拥抱、融合。但融合、拥抱，专业价值不可以随便丢弃。在新的传播生态中，需要形成一种互惠共生、联合协作的方式，才可能突破生态位重叠，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生态内适宜度的进路。

议题三：拓展新的社会影响

发言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疗部部长 沈波主任医师

沈波部长在介绍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作的努力和实践后，分享了媒体和医疗如何进行有机结合的问题：

第一，搭好台子。在医疗和公众之间，媒体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桥梁作用。在真正有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官方的媒体传播医疗卫生知识，做好健康宣教，告诉老百姓应该注意什么、怎么做。

第二，竖好牌子。媒体的网络直播可以把医疗相关的一些技术、想法、理念传播给公众，医生和医院也能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品牌，扩大影响力。现在很多网红医生、医疗健康主体都通过媒体建立了品牌，传播了医疗卫生知识。

第三，育好苗子。要想吸引更多年轻人能够投身到医疗行业，需要媒体搭建好的平台，树立好的品牌，使这些好苗子为整个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发言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 邢戈

邢戈高级编辑就传播形式新变化、网络直播新特性、媒体传播规律三个方面展开分享：

她认为，技术的进步而带来传播自由度的扩大，网络直播把另一个场景的真实世界拿到我们每个人面前，变成了我们的虚拟世界的一部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立体，让每一个人有可能去表达自己，参与到共同的生活中来。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传播形式，改变了传统的传-受方式；网络直播和传统的广播电视直播的形态也是并存的。网络直播处于传统和当下、录播与直播的交汇点上，同时具备了多方面的特点、多种可能性和开发的空间。如何深入发掘网络直播的特性，会是我们未来关注的一个方向”。

同时她指出，网络直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性并不一定必然能够促成当代受众的认识水平、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的进步。因此，媒体的形式进步到任何时候，“内容为王”是不能够被忽略的传播规律。

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新闻学院教师 颜梅副教授

针对网络直播融入社会生活的现象，颜梅副教授提出了两点看法：

第一，更注重体验感。过去场景化更多只是一种环境，但在今天的场景化当中，更加注重专业化的体验。文化和经验会在场景化和现场感中越发凸显出来。

第二，专业能力的情感化。今天更加注重专业能力和情感之间的平衡以及情感间的共鸣。情感和专业能力的叠加，才能带来真正好的传播效果。

同时，她针对“直播+文化”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和阐释：

第一，文化对于直播的介入有助于提升主播形象。例如在直播中引入网红和流量明星，不但可以用网红和流量明星来提升品牌流量，还可以把“流量明星”变成“留”量明星，借助他们的力量留住粉丝和用户。

第二，文化对直播的介入有助于维护关系和建立信任纽带。尤其是对于医疗行业，明星医生可以通过品牌+技术（如5G、VR、AR）的方式，受到更多病人的关注和信任，从而为病人提供更多的服务。

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研究员 何天平

对于当前很多网红企业家、官员、医生等多元主体都开始参与网络直播的原因，何天平研究员认为，直播像是一个漂浮或者是悬浮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上面的一种状态，越来越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建构者，以及它本身就在变成一个人际传播全新的内容生成平台。所以，网络直播在重塑关系场景，网络直播关涉各种各样主体的身份，其中的边界在越来越消失。

他还指出了网络直播中社会角色和社会情境呈现出的新变化：

“原来网络直播可能是一个非常个人情境化的东西，但是今天的网络直播其实扮演了一个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的重要角色，这导致社会互动关系发生变化。网络直播中社会角色的假定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网络直播中社会情境呈现出随机性，构筑起社会情境的各类社会角色已不再是明确、孤立的存在。假定的社会角色可以随时流动、随时登场，不再具有固定性。”

议题四：激发新的人才需求

发言

知名网络主播 代娜娜

代娜娜主播结合自己家人直播的经验和故事讲述了网络直播多元的参与主体和广泛的影响，“很多人觉得直播是年轻人的事，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事。其实直播的影响非常广泛，直播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中了。例如我们的父母很多都自己开设直播账号进行直播，还在直播中获取健康信息、结交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同时她分享了自己做扶贫系列直播的亲身经历，“从2016年到现在，我们走过了很多的乡村，走过了很多非常贫困的地方，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搭建直播平台的体系，教他们如何利用网络平台，教他们如何把手里的农产品走出家门口，走出他们村，甚至走出他们的乡、县，教他们如何搭建当地的农产品互联网”。

发言

知名网络主播 尘客将军

尘客将军主播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坚持做升降国旗仪式直播和开展公益事业的经历，说明了自身做直播和公益的动力及信念。

“我是快手上的一名户外主播，现在拥有一千多万的粉丝。一直在坚持直播北京天安门的升降国旗仪式，每天风雨无阻把这一仪式传播到广大用户的手机里” 。

他认为，做网络直播，能被广大的用户和粉丝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粉丝越多，责任越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们前段时间去到四川、西藏等贫困地区，演绎了很多场升降国旗仪式。我们团队里现在有8名接受过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退伍老兵，我们没有工资，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用这些年在网络平台上积攒的收入，向贫困地区捐赠出了很多物资和资金，向大凉山捐赠了20个图书馆。做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影响力去感动和影响更多的人”。

发言

河北省赤城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可

赵可副县长首先介绍了在河北省赤城县挂职期间亲自进行直播带货的尝试和经验，“我就是你们说的直播带货的县长之一了。赤城自然条件非常好，农产品也很好，但却没有太多人知道和了解，走不出去，卖不出去，没有知名度。‘6•18’的时候我们做了第一次的直播，当时我们团队是三无（没有人员、没有设备、没有粉丝）的状态。加上后续的一些直播，赤城越来越有知名度，发生很大转变”。

同时，她提到网络直播对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性，“我们今年的消费扶贫额度是5.1亿，线上和线下所做的共同努力确实对扶贫和农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播给农民的脱贫致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因此，农民需要拿起手机这个新农具，要知道在田间地头跟网友和客户沟通交流，让他们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她希望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人拿起话筒，拿起新农具，在屏幕面前和广大网友互动，销售自己的农产品，给他们的生活和经济收入带来真正的变化。

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王彪

王彪博士认为，网络直播时代，“人”是中心，他重点分享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商业的竞争力转化为个体品牌的竞争力。

带货者的品牌价值，甚至超越了商品的价值。带货者的公信力、人格号召力、形象吸引力、传播力等可以转化为资本，影响渗透到各个行业。

第二，人才概念开始形成变化。

今天主播更多是跨媒体和跨领域的人才，主播其实融通了采、编、播，还需要不断采集并处理受众的反馈。主播从传媒业跨到了商业，不仅负责播出，还要负责商品采购、供应链管理等。

第三，人才类型的典型化，视听传播+行业化、专业化。

从传播主体来看，是从大众传播单向告知，到人际化的双向互动、平等的交流语态、姿态、情态、状态的改变。从传播内容来看，是从专业知识到大众化、符号化、象征性语言的转化。从传播场景和过程来看，现在转变为一种接续化、全景化传播，传播沉浸在日常生活当中了。

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主任 高贵武教授

高贵武教授认为，今天网络直播和网络主播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的行业，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讲述了自己和网络主播接触后的经验和感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对网络主播接触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有非常多的故事，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们是以什么样专业和能力走到今这个位置，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这其实是我们目前要探究和解决的问题”。

他总结了嘉宾们的发言，认为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大家都提到的内容为王，都提到作为一个主播或者传播者，要有公共意识或者公共责任。这些都坚定了他对网络直播的信心。

同时，他还从高校教师、研究者的视角，分享了关于未来人才培养和人才教育的相关思考。“人人皆主播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大学教育，从大学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来讲，我们培养的就是有公民素养，有公共精神，而且能够在传播领域很好地与人打交道，实现畅通交流的专门人才”。

主持人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党委副书记 卜晨光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深研会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双一流”建设科研项目之一，目的在于聚焦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术界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发扬科研“钉钉子”精神，集中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集体智慧，攻坚突破，期待通过每个具体问题的研讨带动某个领域教学科研的改革创新。自2018年始，人大新闻学院持续推出系列小型深度研讨会，每期聚焦一个主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度研讨。

文字：邹美玉 吴衣巷

会议纪要：何天平

图片：孙琦 杨郁然

编辑：邹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