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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发表本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的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对该刊刊发的《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一文提出商榷
作者: 时间:2010-01-06最近出版的《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撰写的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郜书锴同志商榷》,对该刊2009年第3期刊发的《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一文提出商榷
郑保卫教授在文章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该文作者对中国新闻学30年发展历程所作的结论。按照该文作者的说法,中国新闻学经过30年的改革与创新,非但没有什么发展和进步,反而是在走向没落和衰败,犹如夕阳西下,“走人黄昏”,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郑保卫教授的文章肯定了该文中的有益成分,而对其中一些偏颇观点进行了评析,同时客观评述了当前我国新闻学发展的现状,展望了今后我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
郑保卫教授在文章最后写道:“我想,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郑保卫教授还表示,愿意与该文作者及全国新闻学界同仁一起,共同为消除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各种弊端,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附郑保卫教授的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郜书锴同志商榷》。
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郜书锴同志商榷
郑保卫
一、争论的缘起
近读《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刊发的郜书锴同志的《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以下简称“郜文”)一文,心中感触颇多。作为一个近些年来一直在为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呼吁奔走的新闻学者,实在忍不住要发表点意见。
实事求是地说,郜文中有许多观点本人是有同感的。比如作者认为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存在“沿袭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势”、“对已取得的成绩饱含太多沾沾自喜的学术情绪”、“对存在的问题关注与提出解决对策缺少建设性的学术反思”、“对中国新闻学的结构型弊端缺乏突破性建树”[1],以及在对新闻学核心问题的把握上出现偏差和对新闻学本位的认识上存在模糊,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重视的倾向性问题,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来,引发人们关注与警醒,体现出一种“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情怀与责任感,其精神值得赞赏。特别是作者对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的分析,很有些道理。文章中对本人前几年提出的“保卫新闻学,发展新闻学”的呼吁所予以的积极评价,更使我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但是从文章的整个基调,特别是从最后的结论看,却让我难以苟同。
虽然作者在文章开头也讲到,在改革开放30年的学术进程中,中国新闻学成为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是此文的通篇内容却是在讲新闻学已经陷入了“学术困境和穷途末路”。文章还使用了“盲人摸象:新闻学核心的偏差”、“缘木求鱼:新闻学本位的模糊”和“饮鸩止渴:传播学布下的陷阱”3个小标题,来历数新闻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最后,作者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目前中国新闻学的现实状况。
按照这一结论,我国新闻学30年来非但没有什么发展进步,反而是在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作者强调说这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言”,但此言一出还是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记得2007年春笔者曾在《现代传播》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2]的文章。当时写作该文的基本思想是想说明,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保卫新闻学”[3]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新闻学”。
然而郜文的发表,却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又生出一份担忧。虽然此文只是作者表述的个人观点,但这些观点可能会影响一些人对新闻学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对新闻学的发展前景,看来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保卫新闻学”的任务依然繁重,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
为了回应郜书锴同志论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新闻学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笔者特发表此文,也愿以此求教于大家。
二、对郜文的评析
郜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新闻学30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回望与反思”,并以此得出了中国新闻学“走入黄昏”的结论,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1.如何看待新闻学核心的偏差
郜文第一部分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我国学界在对“新闻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陷入了“盲人摸象”的状况。
文章谈到,一些研究者“错把任何基本概念当成新闻学的核心”,对一些概念存在“模糊认识”等,应当说这些的确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提出要“深化本体研究”,要构建新闻学“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也很有道理。
然而,文中关于新闻学“核心”内容的把握却存在偏差。文章认为,新闻学的“核心”,应是“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与法规等”。仔细推敲,这一结论在表述上恐怕不够准确和全面。
所谓“核心”,指的是事物的“中心”或“主要部分”。新闻学的核心,应当是新闻学的“中心”或“主要部分”。
关于“新闻学的核心”问题,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以笔者之见,新闻工作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新闻的生产(采集与制作)、传播及其效应”。而新闻学就是对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引申出的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这一意义上说,广义的新闻学应当包括对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规律的科学概括。而广义新闻学的“核心”,应当是关于新闻的生产(采集与制作)、传播及其效应的相关理论与知识。
若按此解释,郜文中所述属于新闻学“核心”内容的东西,如“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与法规等”,显然在表述上就不够准确、全面,因为它本身就犯了“错把任何基本概念当成新闻学的核心”的“以偏概全”的毛病。
另外,郜文中将“新闻事业”归于管理学,将“新闻效果”归于传播学,恐怕也不大合适。因为,研究新闻学(应当是广义的“新闻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将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依托条件的“新闻事业”撇开。虽然新闻管理学也要研究“新闻事业”,但在研究的内容和角度上两者会有所差异,这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区分。而“新闻传播效果”同样也应当属于新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况且,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效果问题同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也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
由此看来,虽然我们不否认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偏差”,需要我们加以克服和纠正,但遗憾的是,郜文在论述“偏差”的时候本身就出现了偏差。
2.如何看待新闻学本位的模糊
郜文第二部分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我国一些新闻学者在对“新闻学本位”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模糊”问题,存在“缘木求鱼”的现象。
所谓“本位”,顾名思义,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属的位置,亦即事物的基本属性。按此解释,“新闻学的本位”,应当是指新闻学本身所属的位置,亦即新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那么,新闻学的本位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新闻学的本位”,郜文讲到了需要认清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讲到了新闻学需要“从人学出发”,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等等,应当说,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具体的阐释上却存在问题。
比方,文章不同意将新闻学定位为“人文学科”,也不赞成将其“模糊地称为包括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那么新闻学的学科属性到底是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说,于是这一问题在文章中被“模糊”了。
以笔者之见,“新闻学学科属性”的确是研究新闻学本位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界在关于“新闻学学科属性”的认识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属于“人文科学”,有的认为属于“社会科学”,有的认为属于“带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本人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新闻学是一种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
应当说,新闻学从主体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更多的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属性,需要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活动规律。但是,从新闻传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看,从新闻工作者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和所肩负的社会使命看,新闻学又有着鲜明的人文学科属性,是一种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本人提出,新闻学研究需要关照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需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并且强调要防止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笔者认为,新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性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和“物化媒体”[4]。
郜文中提出要立足于从“实践人学”的学理层面来建构新闻学本体论,也可以看作是对新闻学人文属性的一种回应。这也说明,纵然我国新闻学界在对新闻学本位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争议,有的人对其人文学科属性还存有“模糊”认识,但是包括文章作者在内的很多人在此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已经开始摆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3.如何看待传播学对新闻学的影响
郜文第三部分批评了我国新闻学界一些人“企图借传播学之浆解新闻学之困”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饮鸩止渴”,应当说这一部分中的基本观点本人都赞成。不过,文章对新闻学研究应当借鉴传播学问题似乎也简单地加以排斥,这就有失偏颇了。
近些年来,笔者曾多次撰文阐释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许多场合呼吁要警惕传播学对新闻学带来的冲击和消极影响,对“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和“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等观点更是表示坚决反对。但同时笔者也认为,要正确认识传播学引进中国后,对于新闻学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例如它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新闻学的研究内容,充实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它提示新闻学应当注意从社会的视角关注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讨新闻传播与受众的关系,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等等,这些都对开阔新闻学研究视野,提升新闻学研究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传播学。当然也要注意警惕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不要“滑向新闻传播学或传播学的场域”,导致“自毁长城”。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郜文中对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这对新闻学界正视自己的问题,加强研究规范,提高研究质量会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但在论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片面和绝对化的观点,特别是在论述问题之后,得出了中国新闻学正在“走入黄昏”的结论,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30年来,特别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呢?
三、对新闻学发展状况的评价
要正确估计和评价30年来,特别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解决它是在走入“黄昏”,还是在迈向“辉煌”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观察。
1.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与稳定都离不开新闻传播。
大量事实说明,在当前社会急剧变动,矛盾冲突频发、内外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新闻媒介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日显突出,新闻传播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摆脱金融危机,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维护国家形象到提升国家软实力,可以说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介,离不开新闻传播。
例如,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7.5事件”,正是靠着新闻媒介的及时报道和有效引导,才使人们认清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制造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真实面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从而赢得了国内广大群众以及世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波及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国企业和民众之所以能够充满信心,知难而进,从容应对,新闻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由于新闻媒介及时地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影响、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的方法做了较为充分的报道,才使我国企业和民众及时认识到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了解到了我们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从而统一了认识,树立了信心,明确了任务,掌握了一些应对的策略和方法,因此,才在应对和摆脱危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较好地解决了危机所带来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
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和民众对新闻传播增强了信任度和亲近感。这种社会认可度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
2.新闻学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
在我国,新闻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邓小平的“思想中心论”(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5]),到江泽民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6]),再到胡锦涛的“利误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7]),可以说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寄予了厚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环境提供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经济条件下,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下,我国新闻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近些年来,国家对新闻工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在政策上大力扶持。
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如《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
这些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涉及的大都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些长期以来群众反映强烈、媒体很想解决但是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以及当前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从政策上为新闻业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其次,在经费上加大投入。
近些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业的事业发展经费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例如,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基金资助项目的国家社科基金,从1993年至2009年的16年中,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总共达到33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25项。仅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就有48项,是1993年5项的9.6倍。[8]资助的金额也大大提高,以重大项目为例,从几万元增加到了几十万元。这说明,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国家级课题项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经费投入也在快速提升。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采取有效措施。
新闻业和新闻学科要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于人才,要使新闻人才队伍后继有人,就须在人才培养上多下功夫。近些年来,国家在新闻人才队伍建设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例如不久前教育部领导根据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把新闻学同法学和社会学专业作为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的3个重点学科之一[9]。
另外,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际新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关于设置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开展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论证,都体现出国家对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视,这些也都会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国家的支持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
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往相比,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而作为新闻学生存基础和发展动力的新闻业,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也为新闻学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经济支持与物质保障。
除此外,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学术研究和新闻学学科建设得到了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3.新闻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分析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已经日益巩固。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提升为一级学科,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定,2004年又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新闻学也被列入其中,其学科地位明显上升。可以说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像以前那样再任意地对新闻学说三道四了。
新闻学学术地位的提升,也使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开始更加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例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新一届新闻传播学科组组成人员的名额增至7人,这与刚开始时的1人,后来的3人和上一届的5人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另外,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中,新闻传播学原先是包括在语言文学之中的,其表述方式为“语言文学(含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在笔者(本人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的委员,另外一位委员是复旦大学的丁淦林教授)的建议下,去年新一届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时,已将“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独立标出,与语言文学和艺术学并列,其表述方式为“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
如今,在许多社会场合都有了新闻学专家的身影和声音,中央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会议常常会邀请一些新闻学者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新闻学者还被聘请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顾问,为其提供咨询服务,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学影响力的扩大,和学科地位的巩固与提升。
笔者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目前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确认,过去曾经盛行一时的“替代论”[10]已开始隐退,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在声言放弃,“无学论”[11]也已开始淡出,公开坚持的人日渐减少。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队伍在日益壮大,一大批胸怀新闻理想,愿意投身新闻学研究的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与以前许多新闻学者舍弃新闻学而转向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例如,8月下旬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传播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参加。这些老师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大家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
本人作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这次研讨班的负责人,在研讨班的总结发言中用以下一首短诗表达了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
“但看朝霞起,旭日正东升;劝君齐携手,共创锦绣程。”
我想,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谨以此文与郜书锴同志商榷,并愿意与他一起共同为消除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各种弊端,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